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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合同书看徽商经营的特点
安徽大学珍藏有康熙年间“新安人〞谢*一的一份商业经营合同书，原文如下：
立议合同汪*长、谢*一，向因两家各有绸布店业开立汉镇，历年收看客货，以致获利困难。今两家情同志合，议请谢*武兄坐庄苏州，置买绸布等货。开单下苏，公同酌议：各开各店应用之货，以便配搭发卖;所买之货来汉，照单均分，毋得推诿;在汉置粮等货下苏，得利照本分息。在苏对会亲友银两置货，倘货未到，两会票先至，各照来信会票应付。其有货来，或要多收者，照苏原价加利三厘钱，以补少收之家。又，在汉两店来往，议定现兑银两，加利五厘钱。庶彼此通融而攸远矣。但两地买卖货物，不得徇私肥己，倘有此情，神明鉴察。今欲有凭，立此合同二纸，各执一纸存据。
计开：
一议谢*武兄俸金九五色银三十两
一议公账之银无得代亲友买物
这份合同书文字不长，却内容丰富，从中可以看到，康熙年间徽-商在经营上已有以下特点：
吴-楚贸易成为徽-商重要的贸易活动。吴-楚之间，除了有长江中下游天然黄金水道的便利交通运输外，更有极大的物货盈缺互补。入清以后，苏浙的经济已主要是盐业和棉布业，尤其是作为吴地重镇的苏州，在康熙年间，就已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，棉布是其主要的商品资源，粮食却不能自给;而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地则早已是天下公认的粮仓，是长江下游地区粮食的主要供给地，两地的粮价之差高达50%—100%。因此，两地互通有无，展开贸易，获利庞大。本合同书所反映的正是这种贸易。
行商坐贾结合，经营方式日趋成熟。徽-商的经营，最初多是家无定居的行商，明以后，寓籍或寄籍的坐贾才大量出现。在清以前，行商和坐贾在徽-商中基本上是分开的，行商、坐贾结合一体，相依而用、相附而成，主要是入清以后的事情，本合同书就是典型的一例。行商和坐贾由同一个经营主体、在同一时间内、于同一经营过程中实现了内在有机地结合，坐贾的利微因接受了行商的大利而为之改;行商的风险则因分解消化在坐贾的稳定之中而无存。这种变革，反映了徽-商在经营方式运用上的成熟，由之带来的必将是经营规模和业绩的大幅攀升。
讲求众志协和，注重建立商业联系。徽州是个宗族社会，徽-商宗族观念很重。但徽州又是“礼仪之邦〞，徽-商乡谊观念又很强，不同族人在共同的经商道路上，讲求“众志协和〞，“合志同方，营道同术〞，本合同书就是对此的一个典型说明。
合同书上的两位当事人，在汉口的同一条街上开同一种的店，本身就该有同行相斥的嫌疑，更何况又彼此存在了“历年〞“获利困难〞的现实。对此，他们两人合计的不是如何互相排斥、作对，而是怎样团结协作，寻找出路。于是，他们先是将两个本是互相分开、独立的店号并联起来，构成一个联合体;再由此联合体派生出一个属两家共有的易地经营机构，负责人由两家共聘，给予俸金，既承当货物采购、供应站的使命，又担负货物受纳、经销站的任务，当然这其中必定还包括信息的收集、传递及反馈等;最后是构建一个三点组成的商业经营热线联系，扩展经营的范围和内容，提升经营的质量。可见徽-商在经营形式上的成熟。
有比较完善的商业合同，契约意识很强。徽州本是个契约社会，历史上留存至今的各种契约文书就达二十余万件，其中就有不少商业方面的协议合同书。但就目前已发现的商业合同书看，清以前的主要是有关资本合作入股的合同书，所要解决的只是资本的来源问题，议定的也主要是股利关系原则。而本合同书则是就如何展开经营上的合作而制定出的，协议面广，内容具体细化，既全面落实了理性严正的商业原则，又不乏通融灵活的人情常理。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徽-商在制定商业合同问题上的成熟和完善。特别是合同书上就如何确保“两地买卖货物，不得徇私肥己〞问题，只用了“神明鉴察〞4个字，深切透露了徽-商对契约合同的神圣性及自觉遵守的必定性的充分确认与理解，反映了徽-商一种极深的契约价值理念。